我自1949年10月进入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后，一直分管南亚地区事务，特别是印度，直到1979年从驻印度使馆调回国，前后整整30年。印度是与我毗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第一个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在50年代，两国关系十分友好，是当时我国对外工作重点之一。印度是周恩来总理出访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尼赫鲁总理也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虽然1959年至1962年间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两国关系有过一段曲折，但到70年代终又得到改善，恢复友好。在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周总理积极维护中印友好，对印度以团结争取为主，对其某些消极面采取适当批评和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正确处理了两国关系，其贡献是巨大和突出的。
通过印度 警告美国
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政府很快提出了首任驻华大使的人选，征求我国同意。他就是印度原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K?M?潘尼迦先生。潘尼迦先生是位学者，深得尼赫鲁总理的赏识。我把他的简历和政治态度写了个材料，供部务会议讨论时参考。乔冠华代司长（政务院正式任命的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即夏衍一直未上任）后来告诉我说，总理看后认为情况基本清楚，决定同意印方任命。潘尼迦大使上任后，总理指示要多做他的工作，后来外交部根据他的爱好，同意并安排他去敦煌和麦积山等地参观，使他对中国产生好感，后来他在促进中印关系上起过良好的作用。
在积极争取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上，周总理在政策思想上一开始就十分明确。1952年4月召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等一些驻外使节认为，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当时把南亚也算在东南亚范围），形式上虽独立了，而实质上还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理当即提出这种看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他说：这些国家过去虽然是殖民地，而现在政治上已独立了，有自己的国会和政府，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怎么还能说他们是殖民地呢。只有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积极争取它们，使它们保持和平中立。50年代中期，在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的主持下，外交部曾根据总理这一思想，制定了《对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的方针和政策》等文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威胁到我国安全。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警告。由于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就通过印度传话。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迦，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前往印度大使官邸陪同潘尼迦直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要印度传话的主要内容是：“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而其中关键字是一个“管”。这个中文字眼不大好翻译，用词轻了，美方可能不清楚我方的意图。所以总理事先要译员即他的外事秘书浦寿昌斟酌，要译得恰当。浦寿昌采用了“intervene”一词，也就是说中国要介入和干预，这样把我方意图说得很清楚。总理在同印度大使的谈话中还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问题地方化，也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这个谈话内容很快由印度传到美国，美方竟采取无视的态度，美军悍然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杜鲁门总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潘尼迦大使不是公正的观察家，他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印度政府令人遗憾地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力谋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恳切地表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这一年年底，1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移住到亚东，准备逃往印度。1951年3月21日，周总理约见潘尼迦大使，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如达赖去了印度，就会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后来印方答复中国外交部：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将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赖也在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劝说下，从亚东回到了拉萨。
但中国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尚需经过谈判解决。1952年6月14日，周总理向潘尼迦大使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经过双方商量，中印谈判终于在1953年12月31日在北京举行。那一天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印方首席代表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译员是外交部情报司即今新闻司的陈辉。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中印间）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印方同意以此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1954年元旦，周总理也不休息，以他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写了中印谈判方案的请示报告，其中一一列出上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谈判要先易后难的方针，这次只谈判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以便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印度在西藏所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便利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谈判方案得到中央批准。经过双方4个月的谈判，终于在4月29日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和换文。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访问印度和争取达赖
1954年6月，周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的空隙访问了印度，受到印方隆重接待和数1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印方提供了一份有100多部影片的名单，请周总理挑选欣赏。周总理只挑了《詹西女皇》这一部反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爱国影片，以表达对这位女英雄的敬意。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共产党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总理在印度名胜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巨幅照片。一时印度掀起中印友好的热潮，到处响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舍德巴”（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
同年10月，尼赫鲁总理来华进行长达12天的正式访问。周总理对这次访问十分重视，亲自作了周密安排。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凡是同接待工作有关的人士都请到了，礼堂挤得满满的。周总理详细地谈了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的意义，我们的接待方针和注意事项。总的精神是要热情友好，同时要实事求是。整个讲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在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四次谈话，两国总理会谈多次。凡是尼赫鲁要见的各方面人士都进行了安排。尼赫鲁来访前总理点名要外交部的乔冠华和陈家康两人起草他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两人逐句口授，由我笔录。讲话稿对尼赫鲁总理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9年8月尼赫鲁曾作为国大党领袖到中国重庆进行10天友好访问）。这次访问对增进中印高层领导人间相互了解起着了良好的作用。
1956年11月至12月，周总理应邀第二次访问印度，受到同样隆重热烈的接待和欢迎。但这时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的阴影已经初露端倪。在火车上，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缅将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并诚恳地说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态度。关于中印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周总理说，这条界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历届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到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决东段边界的适当办法。然而尼赫鲁对中印边界却始终采取不容讨论的态度。当时达赖和班禅也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逃亡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企图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组织请愿，留阻达赖，不让他回西藏。12月底，正在访印的周总理对此同尼赫鲁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要尼赫鲁注意这一情况。尼赫鲁表示将注意防止发生乱子，如发生他要采取措施禁止。周总理立即向达赖传达了他同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然后又会见达赖的随行人员，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此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地位，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总理已经表示印度不能支持西藏搞独立，美国离得太远，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
经过周总理严肃而耐心的工作，达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他对我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意，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曾经发生动摇。自从同周恩来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自己作出决定。但此次出访，若在印度出了乱子，印度也负不起责任”。达赖还对周总理说，“过去藏印间在宗教、文化上联系较密切，而这次来，感到印度方面对他拉的力量很大。”另外，据随同达赖出访的阿沛?阿旺晋美私下告诉周总理，达赖曾向其随行人员传达他同尼赫鲁单独会见的情况，尼赫鲁对达赖说，西藏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协议（按指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的范围，而使西藏方面有困难时，印度政府可以给予帮助等等。由于周总理及时亲自做工作，不但阻止了达赖第二次背叛祖国流亡印度的企图，也使中印关系不致因此而蒙上阴影。
西藏叛乱和中印边界争端
1959年3月19日夜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被我迅速平定。3月31日达赖带着一批人进入印度，并于4月18日在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发表鼓吹西藏独立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尼赫鲁于4月24日亲自去印度北部山区穆索里同达赖会商，并多次发表干涉我内政的声明和讲话。党中央对印度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主席认为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评他坏的一面，应该争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绝。对达赖也要留有余地，争取他回来。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但他必须发表声明，放弃西藏独立。周总理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精神亲自抓报刊评论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新华社3月19日发表了达赖在离开拉萨前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亲笔信，据此认为达赖是被劫持的（但事隔20年后，达赖在1979年向印度报界声称，他当时写这3封信是出走前为稳住中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为了顾全中印友好的大局，中国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开始时并未公开指责印度当局。经周总理审定于4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还对尼赫鲁演说中提到“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了欢迎。4月18日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能继续发展，并没有对当时印方极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谴责。中国只是在印度方面反华言行充分暴露后，才后发制人，在宣传上集中进行反击。5月6日发表了由胡乔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撰写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文章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的精神，分析了西藏问题和印方态度的背景，充分说理，用词既尖锐又委婉，注意讲究必要的礼貌，掌握分寸，留有余地，尽量争取尼赫鲁同我继续合作。在撰写过程中，周总理还特别要求文章在收尾处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友好的话。
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地方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接着又在10月21日在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周总理于11月7日致函尼赫鲁总理，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中印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1960年4月，周总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诚恳商谈。但中方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双方官员从6月至12月进行了三轮会晤后，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边界的报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方只在报上发表中印官员报告的摘要，双方报告的全文，中文本长达584页，由外交部出版，在内部发行。
为了对中印边界问题作全面的阐述，根据周总理指示，请胡乔木执笔，写了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事先乔木同志要外交部就边界各段提供确切有力的材料。照会就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中印传统习惯线在哪里，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等三个问题，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作富有说服力的叙述。照会公开发表后，阿富汗驻华大使向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他通读了照会后，认为文字简洁生动，语气委婉，把复杂的边界问题说得又清楚又客观，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外交文件之一。
从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陆续发表白皮书，题为《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备忘录、信件及签订的协定》，前后共出版了11册。每次发表白皮书都引发印度议会和报刊的阵阵反华叫嚣。周总理指示外交部也要编相应的文件汇编，以供必要时使用。我们编的文件汇编，由于书的封面是红色的，我们内部戏称之为红皮书。第一册题目是《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当时汇编文件为便于随时送总理审定，亚洲司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临时借了一小房间。以后陆续编辑共出版了7册。为了不扩大双方分歧和争论，报上只发表一些主要的照会和信件，红皮书由外交部出版后只在内部发行，这也是周总理为缓和中印间紧张气氛的一番苦心。
1954年中印协定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有效期定为8年，按规定将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早在1961年10月，章文晋司长就对我说，总理要外交部就中印协定将期满一事提出意见。我们提出意见后，总理指示这件事要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争取协定不失效，以利于保持中印友好势头。我们按这一精神，于1961年12月3日、1962年3月1日、5月11日由外交部三次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印度方面却无端地把协定同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说什么只有中国扭转它过去几年执行的侵略政策，才能进行谈判，再三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根据事不过三的原则，这个在序言中列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只好到期失效。
随着中印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抗议和反抗议、相互指责和辩驳的来往照会大大增加，形成了白热化的“照会战”。我方照会在发出前几乎都由周总理亲自过目和最后审定，注意必要的外交语言。而印方来照语气却越来越横蛮无理，出言不逊。有一次周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时说，我们的照会在发出前我基本上都是看过的，我不知道尼赫鲁总理是否也这样做。照会中语气的升级是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希望印方能加以注意。1961年6月，我随章文晋司长陪同从蒙古路过北京回国的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前驻华大使）和印大使帕塔萨拉蒂去上海会见周总理。周总理为恢复中印友好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印方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印大使于当年7月20日离任回国，从此印方未再派大使。中方整整等了1年，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也不得不于1962年7月18日离任回国。这时印军正在西段加勒温河地区深入我境内建立侵略据点，被我部队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尼赫鲁在设午宴送别潘自力大使时提出要求，希望我手下留情。潘大使将此情况以特急电报发回来后，我撤消了包围，避免国境又一次武装冲突。
中印边境冲突后妥善处理两国关系
尽管中国再三退让，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还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发。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要求双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两国总理再次会谈；如印度总理不便来京，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这一建议遭到了印方的拒绝。但中国政府仍于11月21日宣布全线停火，中国军队从12月1日起后撤，并单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20公里以外。这样中印边境的局势才平静下来。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主动后撤计划，并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和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12月3日，周总理在出访亚非等14国前夕，还特地接见了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先生，指出：中印边界的局势是和缓了，除非有一方破坏边界现状，而中国是决不会破坏现状的。中印两国关系不应该再恶化下去。照会战虽然比边境武装冲突好，但双方应该通过照会想办法寻求一些共同点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
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周总理于11月15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亚非各国领导人，信后附有我方绘制的地图5张，参考地图6张。参考图一是加尔各答测量总局1862年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疆图》，标明中印西段边界传统习惯线是沿喀拉昆仑山脉而行的，阿克赛钦地区属于中国。参考图二A是印度测量局1917年出版的《西藏及邻近国家图》，标明东段传统习惯线是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而行的，而且该线西端的一段还是以明确的国际边界线标出。参考图二B是大英百科全书1929年第24卷的插图，东段也是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分界，根本没有画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参考图六是两张英藏代表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非法绘制的麦克马洪线原图。根据这两张原图，引起1962年边界冲突的东段扯冬地区明确位于麦线以北，这说明冲突是印方挑起的。这些附图都是精心挑选，由周总理最后审定的。
1967年6月，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一名三等秘书擅自闯入北京西郊军事基地，偷拍军事设施，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值勤人员发现，偷拍的胶卷被当场查获。鲁冠南后来书面承认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中国政府因而宣布这两名印度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印方作为报复，也宣布中国驻印使馆一等秘书和三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且于6月17日纵容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焚烧中国国旗，捣毁使馆办公楼，烧毁两辆汽车，将8名中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消息传来后人们十分气愤，我驻印使馆曾来电报认为印驱逐我一秘是升级和不对等的，建议我应再驱逐对方相应外交官。周总理在电报上批示：此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再升级有可能导致两国中止外交关系。对北京群众到印度驻华使馆门前示威，由于事先作了严密防范措施，位于东交民巷的印度使馆只是沿街的几扇窗户玻璃被打碎，人群未进入使馆院内，更没有发生殴打印使馆人员事件。这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和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尽管如此，周总理对印度使馆被砸事件进行了严厉批评。亚洲司一名违纪干部后来还受到调离外交部的处理。周总理这种以中印友谊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充分反映了他政治家的高尚风度。
关于翻译和出版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也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马克斯韦尔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收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界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印对此负有责任。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可信度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最早从《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斯坦时报》摘登的该书部分内容，认为很有价值。周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组织专人把该书译出并出版。1970年由柯柏年、章文晋、周南等6位同志合译，197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的译者用了一个笔名，叫“陆仁”，也就是“六人”的意思。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为了调整被“文化大革命”干扰的对外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他对印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希?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印度政府不久即传来口信：“我们准备开始对话，其目的在于消除笼罩着我们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敌对状态”。当时一度出现中印关系好转的征候，我也被从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调回。不料1971年3月发生了东巴基斯坦事件，印度公然干涉巴内政，11月印又对巴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中印改善关系的进程受此影响而被推迟。12月16日印度军队占领东巴首府达卡后，周总理要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去西花厅起草中国政府声明，并亲自修改，对印度侵略行径进行谴责。1972年初，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写信给周总理，为其侵巴行径辩护。总理当时正忙于接待尼克松总统工作，但仍不忘要外交部对此信研究如何答复。后来因当时印迟迟不撤军和遗返巴战俘，拒不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主持正义和对印保持压力而没有复信。
1974年后周总理长期住院，无法再多过问中印关系，不幸于1976年辞世。当时有许多印度友人来我驻印使馆所设灵堂前吊唁，甘地总理也亲自来馆致哀并留言。不久两国决定互派大使，结束了长达14年双方只有代办的局面。今天中印关系已恢复友好，双方领导人访问不断，两国边境已就实际控制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以及采取信任措施达成了协议。中印友好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忘记周恩来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重大贡献。愿他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准则在世界各国之间得以实现，永放光芒。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