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从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开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卓越功勋，被人们尊称为“董老”。但这位忠厚长者，从来不摆“老资格”，而是以“配角”“跑龙套的”自居，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还特别重视对亲属子女的教育，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行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董必武家书》，收录董老家书68封，字里行间里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特别是在家教家风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立志报国，勤奋学习

董必武与何连芝1937年在延安结婚，育有三名子女：董良羽、董良翚、董良翮。三个名字之所以都带“羽”字，是因为董必武深感旧中国的“落后就要挨打”，希望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早日飞上蓝天，期待他们兄妹志存高远，为国家建设作贡献。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愿望，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1963年1月28日还专门写了首《字三子》诗：“蓄势如鹰隼，奋飞健翼张”“武能御外侮，斯文亦在兹”“如鹏飞有意，标指向天津”。

董必武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怎样把学习搞好。在他看来，首要的一条是端正态度，树立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学习的抱负。他谆谆教导董良翮改掉“贪玩，不好学”的毛病，“立大志、树雄心，准备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1961年9月5日，他在给董良翚的信中，提及董良翮升级补考之事，更是严肃地指出：“我对他能否升级不认为是主要的事，他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必须改变对学习的态度，过去他的学习是被动的，不认真的，没有决心要会一种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劝他改变这种态度，要认真地听课，认真地做作业，不会的多问。他来信说他愿意今后这样干，这就对了。我希望他如此！”

董必武认为，珍惜时间，刻苦钻研，是把学习搞好的根本方法。他曾为《中学生》杂志题诗：“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1957年12月11日，董必武致信准备入学的董良羽，语重心长地说：“我劝你不要浪费掉时间并不是想你一天到晚啃书本本。不是的，人的生活一天应有学习或工作时间，也应当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只不要把应当学习或工作的时间被休息和娱乐所占去罢了，反之，也是一样。”1965年3月10日，他在信中要求董良翮“工作和玩的矛盾必要时要牺牲玩”“工作和学习的矛盾必要时也只能牺牲学习”“这就要你自己会安排时间，抓紧学习的时间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不仅要求孩子勤奋学习，还经常和他们讨论学习方法问题。1957年12月11日，董必武在给董良羽的信中强调，要把“自修中遇到不懂的地方记下来，你们同住的人研究，有可以请教的人就向他请教，学问学问，问是学的不可缺的要件”。同月24日，他致信董良翚、董良翮时，再次强调“要注意学习方法，最要紧的是听讲课时精神要集中”。1960年12月4日，董必武在给董良翚时信中，既严肃批评她不重视补考的事，又认真探讨了学习的方法：面对繁重的学业，“应当缩短战线打歼灭战”，就是“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除数学等课外，下堂后马上将课文看一遍，不懂的地方记下来问老师或同学，自己择重点课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自习时间温习。这样就有时间和力量把自己认为重点课搞好，同时也不荒废学校规定的普通课。课外参考，以重点课有关的为限”。时隔多年，董良翚对这封信记忆犹新：“我常常回味这封信，体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真正在做我的老师、朋友。”

尊重劳动，努力工作

1944年1月3日，董必武在重庆回复中共中央元旦贺电的谢寿电文中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并在家书中教育亲属老实做人、踏实干事。

1949年3月5日，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对此有着深刻认识，并通过书信为家乡亲属讲解革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作风，特别是教导他们彻底转变对劳动生产的不正确认识。7月17日，他致信堂侄董良埙指出：“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不劳动除了疾病老弱不胜者外，就不得食。现在还做不到，逐渐是要这样做的。从革命队伍里面来工作的一般还是供给制，做行政工作也是一样，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这些革命的观点要有较长期的熏陶才能培养出来。”两个月后的9月13日，董必武再次给他写信，进一步指出：“目前在社会上有正当职业的人，应当安心从事于其原有的职业。没有职业的人，应从劳动方面去找职业。劳少酬多的现象，是要逐渐革掉的。寄生生活更不能延长下去，那是不待言的。”

可以说，是否安分守己，努力工作，是董必武要求亲属的一条原则。他在1952年5月13日给堂侄董良俊的信中，赞其农业生产搞得好，并解释说：“在人民革命胜利开始，有些人还想不劳而食，甚至不劳的人想比劳动的人享受得更好些，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想法。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是应当的。我们大家称赞你愿意自己劳动，不受别人的帮工就是这个意思。”对没有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堂侄董良新，董必武在1952年5月28日的信中批评道：“你想来京看看我们，这意思是可感的，但你已有一定的工作岗位，三反运动后业务工作必定很紧张，我们伯侄单纯为一次见面而耽搁工作是不好的，还是把这个念头扔掉，好好作革命工作吧！”

1969年5月，24岁的董良翮携新婚妻子顿云润一起，到河北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1971年12月14日，董必武在给顿云润的信中，就他们来信时提到的社里搞机械化、补救粮食减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当大队一把手的董良翮“不脱离生产劳动，这最重要”。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从普通社员一步步做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7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发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一时间，董良翮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这与董必武的言传身教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坚持原则，不搞特权

董必武一生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从来不搞特殊化。据董良翚介绍，董必武对她说过这么一个故事：长征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住宿时要分派村里腾出来的房间。有的是跑了的地主留下的，有的是贫苦农民腾出的，条件相差较大。战士们为此也有些议论。于是，董必武定下规矩，首先找出条件最差的一间留给自己，这样矛盾就自然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身居高位，不少家乡亲友希望借其影响力谋得更好的工作和待遇。但他一律加以拒绝，教育他们千万不要有特权思想。1951年2月13日，董必武在给堂弟董贤煦的信中，要求他放弃到北京工作的念头，而是力争在农村成为生产模范：“你现在农村居住，你能识字，容易知道上级政府领导人民做什么，好好地帮助当地人民完成上级所号召的任务。农村有劳动模范，弟努力生产，帮助政府完成各项工作，可能争取作一个模范，不要抛弃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目前来北京毫没有必要。”1954年10月24日，董必武致信董贤煦时，就他请求的贷款之事指出，“这样的事用不着我来介绍”“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

董必武明确指出，坚持原则的关键在于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1950年5月8日，他致信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献之，告诉他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要“好好学习革命的思想和作风，简单一句话就是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1952年6月21日，他再次致信董献之时又指出：“合作社是直接服务于人民的群众组织，这个工作不仅对你说来是新的，对我们全体说来也是新的。因此，你应当努力耐心学习，掌握政策，练习业务，都很要紧。”

董必武还认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不应该寻找机会将之作为个人的跳板，而是要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1953年12月29日，他在给外甥王俊山的信中指出：“我记得去年信中批评过你哥哥的错误想法，那时他就是想凭借我的力量去找较好的事情，你这次信中的提议和你哥哥去年以前的想法差不多，是错误的。”“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在这封信的结尾，董必武郑重地写道：“参加革命团体是为了学习革命工作，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