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散开的几块根据地组建而成。这些地域之间，有的虽然未完全连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由于敌人连续“围剿”，湘鄂西苏区不少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从2万余人，减少到1.4万人左右。

同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得到贯彻与执行，湘鄂西党组织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海前往湘鄂西苏区参加革命斗争。

初到洪湖

1931年4月下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来到洪湖苏区。第一个见到的是中央分局组织部长万涛。

不久，万涛就通知我在中央分局任巡视员，负责到各地检查支部工作。我初到苏区，一切都很新鲜，工作劲头很大。每天提着一个马灯，不分日夜地奔走在各个支部之间。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地方上的同志，也学到了许多工作方法。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物资也不太缺乏，我们最需要的纸张、药品，也可以通过搞外贸的同志从白区买回来。

6月下旬的一天，我见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他是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接替邓中夏工作的。夏曦是湖南益阳人，毛泽东的同学，他们曾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是湖南群众运动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

夏曦一见我，就问：“你是上海来的吧？”

“是，上海来的。”

“叫什么名字？”

“郑永铭。”

他把我打量了一会儿，又问 ：“ 你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吧？”

“我原来叫郑岩平，是这次来改的名字。”

“你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吗？”

“没有，但中央曾经要调我去那里工作。”

“你知道那里的宣传部长是谁吗？”

“不知道。”

夏曦笑道：“就是我呀！”

接着，我们交谈了一些上海当时的情况。最后，他叫我不要搞巡视员了，就在中央分局宣传部搞兵运总书记，负责训练俘虏。后来，又叫我担任军委秘书长，主要任务还是接待俘虏和训练俘虏。

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几尺高的浪头排山倒海而来。洪湖苏区村庄的房屋成片倒塌，淹死的群众不计其数。许多地方成为一片汪洋泽国，露出水面的高地上，到处都是难民。逃到高地上的野兔，用手都可以捉到。

当时，中央分局召开了一个救灾会议，商讨救灾措施，对军民的生活进行了安排。当时的洪湖党组织是团结的，意见是一致的。

7月，我在洪湖瞿家湾又见到了夏曦。夏曦很高兴，称我是“郑大炮”，意思是我说话很随便，没有顾忌。他说：“9师去迎接主力了，现在苏区惟一的武装是25团，你到那里去做政治部主任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守住潜江。”

第二天，我便背起背包，带着一支驳壳枪，单身一人去了潜江。

亲历“肃反”

1931年中秋节前夕，贺龙带领红三军的主力三四千人回到洪湖。可是，这个时候华容、石首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收复华容、石首的胜利。不久，中央来信询问，为什么华容、石首这么快失守？要分局查明原因报告中央。

本来这个问题很好答复，只需向中央说明：由于9师26团迎接主力远离苏区，敌人趁虚入侵，我军救应不及所致。但是，夏曦却到潜江召开了一个会议，要追查责任。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说：“我们奉中央的指示到鄂西北接主力去了，怎么又能够同时保住华容、石首呢？”为此，双方就争吵起来。最后的结果，夏曦撤销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由自己兼任。

潜江会议后，万涛向夏曦提出，要我回后方当巡视员，夏曦同意了。不久，万涛又叫我在机关当秘书长。

10月，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按照会议的决议写成了一个文件，题目是《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今后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前进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听到一些人对夏曦的非议，如9师师长曾说：“我看夏曦搞军政委还不如邓中夏。”这说明洪湖苏区的领导同志已经有分裂的倾向了。

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传到前方后，夏曦很不满意，公开说省委的决议是机会主义的决议。他认为，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跳跃式，而不是波浪式。不久，夏曦撤销了红三军师的建制，只保留军部。夏曦又从前方赶到后方，亲自抓政权工作。可是，他一个人顾不了两头，分裂的形势日见明显。

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汉阳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中，省委与夏曦的分歧公开地表现出来了。在会上，许多参会者对夏曦为代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苏区工作产生严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记得某个领导在会上发言时说：“夏曦把万涛赶走，自任军政治委员。一个白面书生居然成了红色战士……。”由于我是上海中央调来的干部，同时又与地方上的干部相处得很好，所以始终没有卷入这场纷争。

2月间，洪湖军校改组，成立了新班子，我调任组织科长兼政治总教员。军校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

5月，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开始了。起先，只是听说部队里抓了一些“改组派”。后来，连8师的参谋长也被抓去了。当时，洪湖军校3个大队的队长都先后被抓。

7月的一天早上，夏曦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当天晚上赶到军部。我心里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晚上9点，我赶到军部，见到这位秘书，他告诉我，不要惊慌。他对我说：“你现在正走运，夏曦还没有骂你，还是信任你的。”

第二天，我见到夏曦时，他给我看了一个文件，是关于“肃反”问题向上海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已经抓了县团级干部4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熟人。当时，夏曦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这些人是创建红军、开辟苏区的有功者，怎么会是改组派呢？”

夏曦把我手中的文件一把抓了过去，板着脸说：“小孩子！你懂什么？他们是为了破坏红军才创建红军，为了破坏苏区才开辟苏区。”他叫我回去以后不要乱讲，还要我管一管地方上“肃反”的事情。

没过几天，第7师师长被捕了。又过了几天，原红三军军政委万涛也被捕了。后来，他们都被杀了。

夏曦为什么没有杀我呢？我想，我与夏曦以前在上海工作时就有一些渊源，夏曦比较了解我。到了苏区以后，我并没有卷入地方上的纷争，夏曦就没有把我当成“改组派”肃掉，使我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未遭不幸。

首战告捷

1932年1月中下旬，红三军在皂市、龙王集战斗中全歼敌4师12旅和48师特务团，活捉旅长，生俘4000余人。

3月初，红三军在文家墩战斗中，全歼敌48师144旅，活捉旅长及官兵2000余人。

4月，敌48师组织反扑，在龙尾山和瓦庙集一带打了7天7夜。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我方伤亡很大。

当红三军主力在瓦集庙作战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团向陈陀子口发起进攻。洪湖军校4个中队立即开赴陈陀子口迎击敌人，在那里固守了9天9夜，损失很大。这时，我留在周老嘴当联络员，没有参加战斗。

一天，夏曦赶到周老嘴，要我到警卫团去当政委。夏曦说：“你明天就到警卫团去，要坚决守住新沟。如果新沟失守，你就提头来见我！”

第二天，我和团长就把部队带到了阵地，利用原有的工事，正面放了一个营，其余兵力布置在侧翼，骑兵隐藏在芦苇丛中。

我这是第一次指挥打仗，根本不知道怎样配置火力。当机枪连长问我：“机枪摆在哪里？”我说：“你看哪里好，就摆哪里。”后来，连长把机枪布置好了，我问他机枪为什么摆在这里？他说这里射界很宽，可以发挥火力。这时，我才懂得了使用机枪的要领。

战斗打响了，敌人大约派了一个营的兵力，端着刺刀向我方阵地扑来。敌人迫近芦苇丛，我方的机枪一齐开火，敌人像割草般地成排倒下。接着，我们的骑兵也从芦苇里冲了出来。原先埋伏在河岸附近的一个连，也向敌人进行侧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后溃退。我们乘胜发起追击，一直把敌人赶到了老新口。

追击到老新口，我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把旗帜，身后只跟了八九个人，其他的队伍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几个人还坚持向老新口的敌人打了一阵，直到9师的主力赶到。

这次战斗消灭了敌人正规军2000多人，非正规军10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品。敌师长范绍增的腿也被打了个洞。当天晚上，战士们兴高采烈，把缴获的枪支纷纷交往团部。

第二天，贺龙带领的红三军主力到达老新口，全歼范绍增的3个团，范绍增负伤逃走。据资料记载，当时范绍增受了重伤，手下用门板抬着他逃跑，后来坐水上飞机去汉口养伤。

当天下午，我见到贺龙，汇报了作战经过。贺龙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说：“不错，不错，基本条件够了。”

我问：“什么基本条件？”

贺龙说：“就是不怕死嘛！”

最后转移

1932年7月，为了对付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军委决定警卫团和襄北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我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师政委以不懂军事为由辞职了，军委又任命我代理师政委。

洪湖苏区开始“肃反”后，许多同志都被杀害了，干部战士人人自危，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8月初，在江陵灵芝嘴战斗中，红军洪湖军校总队长阵亡。8月下旬，夏曦亲自指挥的周老嘴战斗中，红7师新任政委被俘。

8月的洪湖，天气炎热，许多战士中暑，我也患上疟疾和痢疾，人瘦得很厉害，但还得带病指挥部队，转移到周家集去接替9师的防务。

我们进驻周家集后没有几天，敌人就向我们进攻了。敌人利用高粱地作掩护向我方移动，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敌人。战士们直到看见敌人的刺刀和帽徽时，才知道敌人上来了。幸好有一个班长及时下令开枪，敌人才停止了前进。这次战斗中，我差点被俘。因为生病跑不动，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撤退。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近视眼。

部队撤到柳关集合时，夏曦看见我病得很重，就让我去军医院治病。到军医院刚两天，敌人追上来了，我只好跟着军医院转移。就在转移的当天晚上，夏曦下令把关押的几十名“改组派”都枪杀了。

第二天，敌人又追上来了，只记得当时四面都是水，情况紧急不容选择道路，我便打马涉水而走。没走多远，前面横着一条大沟。我狠狠一抽鞭子，想催马跃过沟去。不料，马落到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了。恰巧，一颗流弹击中马嘴，马儿受惊一跃而起，我趁势一提，居然上岸了。

后来，又碰到一条河，河上的桥断了。战士们有的泅渡，有的找船。我以为骑着马可以过去，便径直朝河中走去。谁知河水很深，刚下水走了几步，就翻落在河里。幸好我还学过游泳，连忙挣扎着向对岸游去。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裤带断了，游到河心时竟把裤子也挣脱了。当战士们用船把我救起后，敌人又追上来了，我裸奔了好几里路。

9月间，部队只剩下八九个人了，我和省委书记李家芬一起，带着四五支驳壳枪就在湖区打游击。搞了几天，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李家芬叫我去上海，他是本地人，可就地隐蔽。

事情商定好后，李家芬给我5块光洋作路费。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家芬催我和交通员启程。他陪着我走了一里多路，叮嘱我一路上小心谨慎，到了上海一定要把洪湖的情况向中央作汇报。

经验教训

1932年9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在杨林关、新沟咀等决定性战斗中，红军也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和包围。

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难以立足，于是决定突围。夏曦等率红7师突围后，于10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区与红三军主力会合。

留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不久也被迫转移，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裹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丧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

“围剿”失败。

后来反思洪湖苏区丧失的教训，我认为有这样几点：

第一，洪湖靠近九省通衢的武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古荆州的战略要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是决不允许我们在那里盘踞的，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第二，洪湖是个水网地带，湖泊河汊纵横交错，小股游击队是可以生存的，但不宜大兵团活动。敌人一旦守住几条堤道，我军就会困死在湖里。所以，抗战时期新四军5师在襄南活动时，也只在汉阳打了一仗，不敢深入湖区。1947年，我军南下时，李先念也一再交代，不要把主力放在江南。

第三，洪湖遭遇大水灾后，经济基础被破坏，人民生活困难，军队给养也成了大问题。

第四，由于指挥错误，红三军与徐源泉的48师在龙尾山打了一场硬仗，我军主力受到很大损失。

第五，部队进行“肃反”，杀了许多优秀党员，部队的骨干力量基本搞光，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次“肃反”，实际上是一次人为的浩劫。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更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惩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以昭雪，恢复党籍，受到同志们的纪念。(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来源：《红岩春秋》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