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老年大学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武汉地区各老年大学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尽各种办法来应对。所有这些探索性举措，尽管都颇有成效，但对缓解全市性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困局，只能是杯水车薪。真正破解困局，必须有人站出来，统一领导、规划和协调。采访中，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多个部门都是老年大学的管理者，但“谁在管”却很难说清。
老年大学管理体制五花八门
管与被管“并不亲密”
长江日报记者调查采访时试图找到一个老年大学的主管部门，了解一些宏观层面的情况。但是，找不到这样的部门。
新洲区老年大学徐俊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一直以来，武汉老年教育的管理机构是市老年教育指导委员会、市老年大学协会和市老年大学共同组成的“三套马车”。市老年大学是一个独立的体制内事业单位，有13个正规编制，专门办学，它上面没有主管单位，另外，它对没有隶属关系的区级老年大学而言也不是主管单位。“市老指委”和“市协会”则没有被授予相关权力，在系统内的地位和作用不明显。
各区级老年大学的管理体制五花八门。就中心城区的老年大学而言，硚口、武昌、洪山三个区级老年大学，组织属性与隶属关系为“区委组织部主办，区老干局主管，老同志主抓”的半事业机构，但办理了机构代码证，属独立法人单位。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还发现，武汉市、区、街三级老年大学之间，不是上下从属、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行存在和自我发展。
从“老干部专场”到“全纳式”
管理机制并未因时而变
中国第一所老年大学于1984年在山东创立。1985年，武汉老年大学和江汉区老年大学在汉创办，随后几年，武汉市各区均开办了老年大学。
记者在查阅市、区两级老年大学校史时看到，武汉市市、区两级所有的老年大学都是当时热衷为老年人服务的老干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找人找场地，从一间教室、一二十个学员开始起步的。刚创办的时候，招收的学员均为离休干部。
1983年，中国废除干部终身制，一大批高级干部退了下来。老年大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老年大学教育最初是老干部老龄工作的组成部分，除武汉老年大学没有主管单位外，大部分的区级老年大学“组织部主管，老干局主办，老同志主抓”的格局延续到现在。
新洲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徐俊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说，事实表明，目前很多区校对归口主体的感觉是归而不管，管而不办，办而不力。而省内其他地区的老年大学依据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两办文件精神，直接归口市区老干部局管理和主办，学校身份、人员编制和经费来源非常清楚，老年教育的推进力度自然强大。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石人炳教授是研究老年问题的人口学专家。他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老年大学最初的设计是为离休老干部服务，这应该是一个临时性的设计，因为老干部在自然减少。经过30多年的发展，老年大学学员成分发生了巨变，人数剧增。国家层面制定老年教育长效机制迫在眉睫。2016年国务院颁布《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后，不仅提出来到2020年老年人上大学要达到老龄人口的20%，而且还明确了老年教育由教育部统筹主管。在此之前由文化部主管。
这座老年教育搞得最好的城市
涉老部门一盘棋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武汉老年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克敏，近年来多次去上海考察，研究上海市的老年大学，这是因为：一、上海市的四所老年大学也分属四个部门主管，与武汉市、区两级老年大学分属多个主管部门相似，二、上海是老年大学办得最好的城市。
上海的四所全市性的老年大学，分别属于不同部门主管：上海老年大学属于市教委管、老干部大学属于老干局管、老龄大学属于机关工委管、退休职工大学属市总工会管。这四所老年大学共办有60余所分校，各分校又在街道办有教学点，远程教育课堂直达社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在家里学习。
“上海的老年教育能健康发展，得益于上海市有一个强有力的老年教育领导小组。”彭克敏介绍，上海市老年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市委组织部长和政府副市长兼任。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对全市老年大学实行规划、管理、指导和协调。
2003年9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老年教育工作若干意见》(沪府办﹝2003﹞34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一条“建立全市统一的老年教育工作管理体制”，明确要求：“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老年教育实行政府主管、分级管理、区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由市教委牵头，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民政局、市文广影视局、市体育局、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明办、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市计委、市人事局、市科委、市司法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领导参加的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区县、街道和乡镇也应建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破解武汉老年大学“一座难求”，必须像上海这样全市一盘棋，有全局的规划和统筹。不管现在各老年大学哪个在管，管没管，一个统一的能统筹全市老年教育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是必备条件。
